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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辯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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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某某被控受賄案代理詞

      時間:2018-05-28 15:39發布: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
        

      雷某某被控受賄案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刑事訴訟法》、《律師法》的規定,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雷某某的近親屬的委托,指派魯磊、葉棟強律師擔任雷某某涉嫌受賄一案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依法會見了被告人,聽取了其陳述和辯解,并查閱、復制了本案的證據材料。辯護人針對公訴機關指控的雷某某收受明勇智人民幣300萬元、收受印小明1萬美元、收受范大禮人民幣10萬元構成受賄罪,發表辯護意見如下,望法庭采納。

      一、關于雷某某收受明勇智300萬元的定性問題

      起訴書稱:20081月,肖燁等人為謀取非法利益,安排趙紅霞偷拍其與雷某某的性愛視頻。20082月,肖燁以性愛視頻相要挾,以借為名向雷某某索要人民幣300萬元。2008219日,雷某某在明知肖燁設局敲詐的情況下,要求明勇智借給肖燁人民幣300萬元。其后,明勇智將肖燁拒絕歸還借款一事告知雷某某,雷表示由其本人歸還,明勇智提出不用歸還,雷某某予以認可。201011月,雷某某、肖燁為掩飾犯罪事實,由肖燁退給明勇智人民幣100萬元”。

      公訴機關用短短不到300字的指控勾勒出了一出因肖燁對雷某某的敲詐勒索而引發的勇智公司與雷某某的行賄、受賄犯罪的案中案。按起訴書的邏輯順序來看,公訴機關指控肖燁對雷某某的敲詐勒索發案的時間節點是2008219日左右。而雷某某受賄300萬元的時間節點是2008820日之后。若上述肖燁敲詐勒索雷某某雷某某受賄時間節點被法庭采納,那么這樁被全國公眾及海內外媒體廣泛關注的肖燁、趙紅霞色誘官員案將再起波瀾。因上述二個時間節點證明的是在肖燁成功完成對雷某某敲詐勒索300萬元時雷某某還沒有完成300萬元受賄,而雷某某300萬元還沒到手時肖燁又如何能完成敲詐?公訴機關的上述指控將因行賄、受賄和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時間節點錯列而導致其指控不成立。因 本案雷某某要構成受賄罪,必須是勇智公司行賄在先,雷某某受賄在后,且其所犯行賄、受賄罪符合法律規定的各自所屬的犯罪構成要件,彼此形成行賄、受賄關系。而肖燁要構成敲詐勒索罪,則必須是雷某某在完成了受賄之后,肖燁的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肖燁與雷某某之間才形成敲詐與被敲詐的關系。辯護人認為:本案是先敲詐勒索后受賄還是先受賄后被敲詐勒索是認定各涉案當事人罪與非罪界限的分水嶺。同時弄清雷某某是由于被肖燁敲詐勒索而受賄還是由于雷某某利用職務之便給勇智公司承接工程和提前回購提供幫助而受賄也至關重要。上述犯罪鏈條必須環環相扣,邏輯順序清晰明了,法律關系清楚透徹,才能依法公正地對因趙紅霞拍攝其與雷某某不雅視頻被捉奸所引發出的上述行賄罪、受賄罪、敲詐勒索罪定罪并對相關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其司法審判才經得起法律及歷史的檢驗。鑒于此,此案恐怕是中國司法史上又一個典型案例。

      基于上述原因,辯護人認為必須對這起因不雅視頻引發的案中案的相關涉案人員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逐一分析,以便于法庭最終對雷某某是否構成300萬元受賄罪有一個客觀、公正和全面的把握。

      (一)雷某某沒有被肖燁以性愛視頻相要挾,以借為名向其索要人民幣300萬元。

      首先,肖燁上演的是一出直接突破法律底線的敲詐勒索和踩著法律紅線走,游離于罪與非罪的邊際線發財致富的危險游戲。

      19951月,剛剛進入而立之年的肖燁就走上了一條直接突破法律底線的敲詐勒索的犯罪之路。當年因肖燁的胞弟嚴鵬曾借四川岳池縣龍騰信用社貸款35000元,尚欠本金2000元及利息未歸還,肖燁便伙同嚴鵬、王建釗等人將前來催款的該信用社主任鄭宗文灌醉后送至賓館,并花費50元招來小姐為其提供性服務,之后便通過當地派出所“捉奸”,逼迫鄭宗文為其出據虛假存款30萬元的存單并以此存單作為抵押到其他銀行貸款。之后又私刻7人私章逼鄭宗文在權限范圍內貸款3.43萬元。由于鄭宗文不愿張揚此事私下通過時任岳池縣政法委書記協調公安追回了30萬元的假存單。為此,肖燁和王建釗于200474日以敲詐勒索罪等罪名在四川廣安區法院受審,鑒于當時公安派出所材料管理有漏洞,未找到相關對鄭宗文及其賣淫女的查處筆錄,從而使肖燁等人僥幸逃脫法律制裁。

      出獄后的肖燁改名換姓來到重慶經商辦企業,但辦企業的艱辛肖燁承受不了,于是心底里萌生了重操舊業的沖動。但由于被法律震懾,又不敢逾越法律的底線在找錢的同時給自己帶來“二進宮”的風險。于是肖燁結合自身的教訓并上網查看敲詐勒索罪的案例,他知道用以前那種方式去實施敲詐勒索是一柄雙刃劍,在傷害他人時也會傷害自己。狡詐的肖燁給自己開出了一劑既不觸碰法律底線又能快速發財致富的靈丹妙藥——即通過組織趙紅霞、許社卿、嚴鵬、王建軍等人員色誘領導干部并拍攝不雅視頻,同時“捉奸”領導并由其扮演和事佬擺平此事進而和領導交朋友、拿工程、做項目甚至是通過領導的朋友借款等方式發財致富。因這樣做即使領導很反感,很不情愿,但礙于肖燁知道領導被拍攝不雅視頻,又是肖燁出面解圍且之后“捉奸人”沒有再找領導鬧事的面子,加之被捉奸領導不愿張揚此事,給自己的政治前途及家庭帶來麻煩等諸多原因,一般都會答應肖燁的要求。

      有關這點,在肖燁、趙紅霞、許社卿、嚴鵬、王建軍等人供述中均有體現,上述人員均稱通過“捉奸”領導可以給公司帶來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肖燁在陳述中稱只要領導發現是騙局,他們會馬上停止找領導辦事并終止此游戲。從2006年肖燁等人拍攝原北碚區委副書記,沙區副書記不雅視頻后,因北碚區委副書記介紹的企業服裝價格雙方談不攏肖燁就放棄了對這位副書記的糾纏。而沙區副書記因調離沙區肖燁也沒有再找這位副書記辦任何事中可看出肖燁等人的主觀心態及客觀行為是相一致的。

      第二,假設肖燁等人在掌握了領導的不雅視頻后要直接敲詐勒索,那么他們僅憑不雅視頻就可以完成敲詐,他們可直接叫被拍攝不雅視頻的領導拿錢來擺平此事,這樣做豈不是更隱蔽,更不易被人發覺,而涉事領導又豈敢不從命,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家庭的聲譽來開玩笑呢?肖燁之所以不用直接敲詐的方式要錢要物,是在于肖燁有前車之鑒的教訓,且他陳述也怕被領導報復。因我們地方黨政官員手里本來就擁有公、檢、法等各類資源,在知道是肖燁設局敲詐后要對付肖燁這樣一個小混混沒什么難的。加之肖燁從本質上講捉奸了21個廳官,就是抓住了一個龐大無比、源源不斷的資源,若僅僅敲詐幾百萬不過是小菜一碟,肖燁不會和這些領導做一錘子買賣。同時他也不會和這幫“財神爺”們過不去甚至反目為仇。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肖燁未對這21位到手的“無價之寶”進行敲詐,而是再上演一次色誘領導并“捉奸”的危險游戲,從而由其出面充當能“擱平檢順”的大佬擺平此事,并進而通過和領導交“朋友”的方式慢慢地從中得到不可計量的財富。若肖燁要直接對被“捉奸”的領導進行敲詐,那肖燁為何只對雷某某和周天云進行敲詐而放棄對另19位領導干部的敲詐呢?反正敲詐一人和敲詐多人都構成敲詐勒索罪,敲詐500萬和再敲詐5000萬在刑期上沒有多大區別。肖燁何不鋌而走險,將非法利益在不增加刑期時擴大幾倍甚至幾十倍呢?一個目不識丁、腰無半文的“打滾匠”能夠吸取其失去自由的教訓,采用新的類似于病毒變異的方法避開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游離于法律的紅線來瘋狂斂財,挑戰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法律、我們久經沙場的黨政領導,其智商確實令人目瞪口呆,其行為讓我們的法律感到十分的棘手和受到嚴峻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敲詐勒索罪在本案中要以揭發他人隱私或不正當行為危害他人的名譽、地位、前途等相威脅或要挾,強行索取財物,具有明顯、公開、強力的特征。我們從全案的卷宗中找不到有關肖燁在捉奸雷某某后有如何以性愛視頻相要挾的言詞,也看不到以借為名向雷某某索要300萬元的索要言詞。況且雷某某看到的是肖燁在情人節當晚幫他解了圍,之后又將不雅視頻光碟還給雷某某。盡管雷某某知道視頻可能仍在捉奸人手中,但他絲毫沒覺察肖燁要用這盤光碟要挾他的言行,同時肖燁提出借款時,盡管雷某某感覺肖燁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并沒有感到該筆款是肖燁向雷某某本人的一種索要行為。辯護人認為,肖燁若要以性愛視頻相要挾,以借為名向雷某某索要300萬元,那他何必多此一舉地拉進一個第三者明勇智,讓其犯罪行為擴大知曉面,從而給自己上演戴著鐐銬跳舞的鬧劇呢?盡管雷某某和肖燁對為何找明勇智借款的原因彼此心照不宣,只要該筆款是民事法律關系上的單位借款,雷某某、肖燁及明智勇三方都知道該筆款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要歸還的。因雷某某不可能永遠讓明勇智對其百依百順,在雷某某大權旁落,或調離北碚區、或因某種原因跟明勇智關系鬧僵等情況下都可能促使明勇智找肖燁所在的公司還款。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肖燁才采取避開法律追究以單位而不是個人借款方式取得暫時性的資金使用權;而明勇智同意借款給雷某某的朋友既買了雷某某的面子,又使該筆資金不會失去其所有權控制并可帶來所借資金高于貸款利息的回報;雷某某通過找明勇智借錢給肖燁,即可讓肖燁穩住趙紅霞和張進,又不至于讓其不雅視頻東窗事發,更能讓明勇智的借款在形式上無法律風險。

      (二)關于明勇智的借款行為及對借款逾期的處理是否構成對雷某某的行賄及雷某某是否構成受賄應分二個階段來綜合認定。

      第一階段,大凡商場上的人都知道,企業之間的借款無外乎產生于下列幾種情況:1、二企業之間有長期的經濟關系,因資金短缺相互調劑款項;2、二企業之間的老板彼此很要好,相互支持共促企業發展;3、由領導出面協調一方企業向另一企業出借款項;4、企業因受到某種壓力而被迫借款給另一企業等。雷某某被趙紅霞拍攝與其的性愛視頻被肖燁掌握后,通過“捉奸”程序引出肖燁對雷某某的解圍,進而肖燁提出請雷某某幫忙向雷的朋友為華倫達公司借款300萬元。辯護人認為,不管雷某某識破了或沒識破這是肖燁設的局與否,在此情況下,身為黨政干部的雷某某沒有和肖燁討價還價的資格,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人借錢幫肖燁一個忙,這既可將欠肖燁的“人情”了結,又可避免使自己的不作為引發肖燁的不滿從而引火燒身。然而作為明勇智,在此時要構成行賄則必須是其已了解到雷某某因不雅視頻被肖燁捉奸,同時清楚若雷某某不幫肖燁借錢必然會給雷某某個人仕途及家庭帶來災難,在此情況下若明智勇挺身而出,為保全雷某某而主動通過借款方式為雷某某買單且雷某某對此予以認可,那么勇智公司的行為可以認定為是行賄行為。然而通過全案卷宗材料顯示,明勇智在雷某某找其借款300萬元給華倫達公司時只知道肖燁是雷某某的朋友,該筆借款是勇智公司與肖燁所在的華倫達公司的法人而非自然人之間的借款,且借款金額、利率、期限及相關抵押擔保都是明勇智與肖燁雙方協商妥當。因而公訴機關有關雷某某“要求”明勇智借款300萬元給肖燁的指控與事實不符。

      辯護人認為:單位行賄罪,是指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的行為。該罪在主觀上是直接故意。結合本案來看,起訴書雖陳述雷某某接受明勇智的請托,利用其擔任北碚區區長的職務之便,為勇智公司承接北碚區蔡家組團新蔡支路等工程項目以及BT項目提前回購提供幫助。但公訴機關似乎認定本案勇智公司“行賄”300萬元給雷某某不是由于雷某某為勇智公司承接蔡家工程項目及BT項目提前回購提供幫助而使勇智公司謀取了不正當利益所為。因勇智公司承接上述工程是通過政府招投標,區政府常務會、區委常委會決定的,勇智公司所謀取的利益不屬于刑法上的“不正當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北碚區政府之所以提前回購也不是由于雷某某為勇智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是北碚區蔡家管委會從銀行專項貸得蔡家組團資金,若不提前回購則要多承擔約六千萬元的利息。在此情況下,蔡家管委會上報區委區府為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決定提前回購。為此,北碚區委、區府本著投資者自愿原則修改協議,實現政府減少投資成本和建設者提前收回投資的雙贏結果。若雷某某為此同意修改合同和強調提前支付回購款,其主觀動機是為北碚區政府,客觀上既然政府和勇智公司簽了提前回購協議,本著信守合同督促按時付款也是一種正常的工作職責,若我們將雷某某的上述行為升格為犯罪行為,那么今后誰還敢開展正常工作。

      第二階段,起訴書指控“明勇智將肖燁拒絕歸還借款一事告之雷某某,雷表示由其本人歸還,明勇智提出不用歸還,雷某某予以認可。”因而勇智公司、雷某某之間構成行賄受賄關系。

      辯護人認為:若說勇智公司行賄了雷某某,那勇智公司不會將行賄給雷某某300萬元找肖燁所在的華倫達公司歸還。所謂“冤有頭、債有主”,作為債權人的勇智公司找債務人華倫達公司還款天經地義,無可厚非。公訴機關有關:“明勇智將肖燁拒絕歸還借款一事告之雷某某……”的陳述表明公訴機關承認肖燁所在的華倫達公司與明勇智所在的勇智公司是一種借款及借款到期不還的關系。同時公訴機關出示的司法會計審查意見書附件4意在說明勇智公司借給華倫達公司的300萬元被肖燁通過倒帳進入了自己的私人帳上,從而構成謀取非法利益的敲詐勒索罪。那么該意見書同時顯示永煌公司代華倫達公司歸還勇智公司100萬元借款也是從肖燁個人帳上匯入永煌公司帳上又作何解釋呢?公訴機關通過該報告稱肖燁及所在公司在借款到期后有二個時段帳上有足額的資金但未歸還借勇智公司的借款從而構成主觀上的非法占有故意。辯護人認為:借債還錢,天經地義。借錢后有錢不還是無賴,但無賴行為不是犯罪行為。既然公訴機關都承認兩公司之間是一種借款及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拒絕歸還借款的民事法律關系,那么在借款逾期后,雙方可通過正常方式催收,達成延期付款協議及訴訟等方式解決。

      雷某某不是借款人,對該款沒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其也沒有還款的義務。本案即使借款到期后,華倫達公司沒有按時還款,介紹人雷某某表示由其本人承擔,它都是表明雷某某本人愿意承擔的是一種代借款人償還民事借款的責任。出借人勇智公司表示不用歸還,不管是不用華倫達公司歸還,還是不用雷某某代為歸還,勇智公司處分的都是一種自身的民事權利。而該筆債要消滅的方法之一是勇智公司與華倫達公司簽署債務免除協議書,因國家規定企業之間的借款不能作為呆、壞賬核銷,勇智公司必須新增300萬元將該筆借款頂出而不是將該筆賬作為呆壞賬處理,只有這樣做該筆300萬元借款的法律形態才消滅。方法之二是勇智公司、華倫達公司、雷某某三方簽署一份債務轉移協議,協議規定該筆300萬元債務轉移給雷某某,從而達到華倫達公司與勇智公司債權債務消滅的目的。在此條件下,雷某某利用其區長職務之便,為勇智公司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勇智公司從而將雷某某從華倫達公司所接受的300萬元債務免除,那么勇智公司則構成單位行賄罪,雷某某則鐵定構成受賄罪。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卷中及錄像視頻中顯示對這筆300萬元的款項肖燁的表態一直堅持該筆款項是借款,他遲早都是要還的,肖燁表示在借款后除還款給勇智公司100萬時給明勇智打過一次電話外之前從未與明勇智通過電話。雷某某時而稱該300萬元款到期后他主動催促肖燁還款,時而在經偵查機關嚴厲“教育”后承認他答應了明勇智不用還款的提議的矛盾供述。明勇智時而稱該筆款雷某某沒說由他本人承擔,并在2013131日的同步錄音錄像視頻中多次稱對該筆借款到期后的還款,雷某某表態說等肖燁判刑出來還。明勇智本人也沒有說該300萬元款不要華倫達公司歸還。同時明勇智無奈地稱:“人生一輩子借錢出這樣的問題”,也表明其處境比竇娥還冤!在經偵察機關嚴厲“教育”后又稱雷某某說該款肖燁不還由雷某某本人歸還,明勇智稱不用歸還,且雷某某予以認可的矛盾供述。對明勇智稱借款到期后他給肖燁打電話催還款,肖燁稱他沒有錢還,并揚言要還款找雷某某還,之后他將肖燁拒絕還款一事告之雷某某。若此情況的確存在,也不能改變華倫達公司與勇智公司的民間借款性質,不能得出借款不還就是敲詐勒索犯罪的結論。更何況該證據只有明勇智的陳述,沒有肖燁的證詞印證,因而明勇智的說法屬刑法上的孤證,法庭不應采信。

      (三)起訴書指控201011,雷某某、肖燁為掩飾犯罪事實,由肖燁退給明勇智人民幣100萬元”。公訴機關試圖證明雷某某、肖燁商定的還款100萬元是為掩飾各自所犯的受賄罪和敲詐勒索罪。

      肖燁在2009年因色誘21名廳級領導干部被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的專案組查獲后,王立軍對此沒有依法對涉事各方當事人進行處理。肖燁被以私刻印章罪判處緩刑后告知雷某某他從看守所出來,雷某某與肖燁見面后告知肖燁好好做人并催促肖燁盡快歸還勇智公司的借款,肖燁本著不得罪雷某某且需通過其繼續發財的想法隨即歸還了勇智公司100萬元。此情況肖燁和雷某某的供述一致,法庭應予采信。且在此前后,雷某某為能使肖燁盡快還款,還給肖燁介紹了一些工程項目以便讓其賺錢后盡快歸還所欠勇智公司的借款。若說是雷某某、肖燁為掩飾犯罪事實而由肖燁還款100萬元給勇智公司,那為何獨獨拋開了明勇智?要掩飾雷某某的受賄事實,肖燁敲詐勒索的犯罪事實,不從源頭上解決勇智公司的單位行賄事實是沒用的。因三人是一根繩上的螞蚱,誰也跑不掉。因構成肖燁敲詐勒索、勇智公司行賄、雷某某受賄的關鍵證據鏈條即華倫達公司向勇智公司借款的借條在勇智公司手上,若不將這張以借為名的借條消滅,并且從財務上將該筆帳作平,那該案怎么掩飾都無用,雷某某和肖燁怎么掩飾犯罪事實都是在掩耳盜鈴。值得注意的是,該300萬元借款不是由明勇智借給肖燁而是由勇智公司借給華倫達公司,同樣該100萬元還款不是由肖燁退還給明勇智,而是由肖燁控制的永煌集團代華倫達公司退還給明勇智控股的勇智公司。勇智公司自始至終都在賬上將華倫達公司借款300萬做為應收款,在收到100萬還款后做賬為華倫達公司仍欠200萬借款可以證明明勇智及其公司是把這300萬元作為借款看待的。肖燁及所在的華倫達公司及變更后的重慶永煌至始不變地將這筆300萬元款在財務上做帳為應付款,且在歸還勇智公司100萬元后仍做帳為欠勇智公司200萬元更證明了肖燁及其所在的企業從未改變對這筆欠債的回避。而二公司的財務做帳在本案案發前驚人的吻合絕非人為因素,它是當時及現在的二企業借款的真實記錄。狡詐的肖燁絕不會傻到通過借款方式去敲詐勒索雷某某,以至在不雅視頻因控制不好泄露及其他情況發生時在“殺傷”領導的同時傷害到自己,從而讓自己無路可逃,束手就擒。而雷某某要掩飾其犯罪事實,那么憑他當時的權勢可要求明勇智將“借條”銷毀,并從帳務上通過倒帳將該筆借款做平,從而使各方相安無事。公訴機關將兩企業之間的借款關系混同為兩自然人之間的借款關系從而導致其錯誤認定了借款主體和犯罪主體,且將本案應是先行賄,后受賄、再敲詐勒索的法律關系錯列為先敲詐勒索、后行賄、再受賄的法律關系,并進而割裂了勇智公司支付給華倫達公司的300萬元不是被敲詐款而是二企業之間的借款的法律關系。導致其認定事實錯誤,其指控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若本案公訴機關承認趙紅霞拍攝與雷某某的性愛視頻被肖燁掌握后,雷某某在被“捉奸”后因肖燁的解圍,之后肖燁找雷某某通過其朋友勇智公司借款300萬元給肖燁的華倫達公司是一種借款行為。那么肖燁就沒有構成對雷某某的敲詐勒索反而是華倫達公司與勇智公司構成了一種民事借款關系。由于該案的關鍵之處在于明勇智始終是個不雅視頻的局外人,勇智公司的行為始終是看在雷某某的面子上借款300萬元給華倫達公司,勇智公司至始至終都沒有從雷某某處獲取不正當利益且有直接主觀行賄故意。因而勇智公司行賄不成立,雷某某的受賄也不成立,而沒有受賄的雷某某拿什么給肖燁敲詐勒索就成為一宗懸案。且借款到期后,華倫達公司未能歸還借款,雷某某即使表示由其本人代華倫達公司歸還也只是一種民事上的代為償還的行為,明勇智表示不用歸還,不管是不用華倫達公司歸還還是不用雷某某歸還都是對自己的一種民事權利的處分。雷某某在肖燁被判緩刑出來后催促其還款100萬元不是二人為掩飾犯罪行為的愚蠢之舉。

      二、關于雷某某收受印小明一萬美元的定性問題

      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雷某某收受印小明一萬美元構成受賄不成立。

      (一)從雷某某與印小明的關系和工作上看。

      據印小明陳述,由于東南公司開發“十里溫泉城”項目是前北碚區委書記黃波在任時引進的,印小明稱由于黃波與雷某某關系不融洽,故印小明與雷某某關系一般,且印感覺雷對東南公司不是很好,加之東南公司收購北碚大學科技園股份是2008年底在黃波任書記時通過重慶市政府交易平臺以公開招標方式購得80%的股權(雷是在2010年6月擔任的北碚區委書記)。因而印小明稱在雷在位時沒找雷辦什么事,且雷沒給印及東南公司什么幫助。雷某某的工作涉及到東南公司的都是按程序辦理。印之所以給雷及北碚區領導接觸,其原因是希望領導們不要給企業“小鞋”穿及瞎指揮。

      (二)雷某某沒有利用其擔任北碚區委書記的職務之便,為重慶市北碚大學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向市政府爭取扶持資金提供幫助。

      1.為落實科技部、教育部頒布的《國家大學科技園管理試行辦法》,市政府以渝府發(2001)4號文件批轉市科委等五部門(市科委、市紀委、市財政局、市國稅局、市地稅局)關于重慶市大學科技園優惠政策的通知。2002年11月北碚區政府以北碚府發(2002)92號“關于印發重慶北碚大學科技園優惠政策實施辦法”的配套文件,就國家及重慶市政府并結合北碚區實際就大學科技園建設中財政稅收、投融資、工商等方面做出了具體規定。

      2.2002年6月20日市政府《關于重慶市大學科技園建設實施方案補充意見》第二條稱:“重慶大學科技園內企業繳納的土地出讓金市級留成部分,全部返還給園區所在地的區級政府,專項用于園區基礎設施建設”。2004年12月科技部、教育部《關于認定第三批國家大學科技園的通知》認定了北碚大學科技園為國家大學科技園。2008年12月25日市政府渝府發(2008)137號 “關于延續重慶市大學科技園建設有關優惠政策的意見”第二條有關“重慶市國家級大學科技園內企業繳納的土地出讓金市級留成部分,全部返還給園區所在地的區級政府,專項用于園區基礎設施建設。該文件強調“北碚大學科技園均可適用”。北碚區政府根據市政府(2008)137號文件精神以(2009)116號文件對北碚大學科技園延續有關優惠政策發文執行。2011年1月30日,由北碚區區長龍華和西南大學校長王小佳共同簽發了關于懇請市政府返還土地出讓金的請示。

      3.在國家及市政府多次發文的基礎上,在歷屆北碚區委、區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6月29日市財政局將土地出讓金經費預算3013.83萬元下撥給北碚區政府,專項用于大學科技園基礎設施建設。

      2012年8月28日,北碚大學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以大科園文(2012)082800號文請求區政府將上述3013.83萬元返還給科技園以專項用于該園區基礎設施建設。

      北碚新城管委會在收到北碚大學科技園有限公司上述文件后報請區政府對該款如何處置,區政府龍區長、徐區長做了批示。時至雷某某案發,該3013.93萬元仍未返還給北碚大學科技園專項用于園區基礎設施建設。

      辯護人認為:單位行賄罪,是指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的行為。受賄罪的特征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對大學城科技園的優惠政策是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多次文件規定的,也是歷屆市政府堅定不移的決定,更是歷屆北碚區委、區府領導必須親自抓并督促落實的法定職責。本案雷某某不管在位還是不在位,任何一任北碚區委、區府領導都不可能不管北碚大學科技園的建設,都必須履行相關職責,尤其是該筆土地出讓金的市級返還部分的受益主體是北碚區政府,其謀取的利益不是北碚大學科技園而是北碚區政府。因而雷某某及歷屆北碚區委區府領導去抓落實均不能視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犯罪而應認定為是正常的履行職務上的行為。法律到目前為止還未出現一個地方行政首長按國家規定將應得到的優惠政策爭取到手而構成犯罪的判例。由于專項資金的撥付和使用是國家和市政府明文規定,該筆資金無論雷某某要求與否,國家及市政府都應按政策返還,這是國家及市政府對大學科技園的政策性支持和信用之所在。更何況北碚大學科技園公司在出讓部分股權后,北碚區政府和西南大學還各占10%的股份。其總金額有600多萬,若北碚區委、區政府領導對此不聞不問才是一種失職瀆職的行為。因而印小明沒有必要更不可能“請托”雷某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北碚大學科技園謀取“不正當利益”,其優惠政策的制定、落實都是市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按程序通過十多年的運行逐步到位的,至于該筆款到達區政府賬上如何使用,國家和市政府有明文規定專項用于大學科技園基礎設施建設,雷某某只要不越此紅線就不構成違紀違法或犯罪。值得注意的是該筆3000余萬元的款至今仍在北碚區政府帳上,北碚大學科技園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成上述款項“專項用于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的程序,其3000余萬元至今還未劃撥給北碚大學科技園。至于雷某某身為黨的區委書記,即使收受印小明所送的一萬美元,其行為無疑觸犯中國共產黨紀律條例,理應受到黨紀政紀處理,但我們不能將違紀行為、違法行為不分具體情況不顧犯罪的構成要件就隨意的升格為犯罪行為。

      (三)值得法庭特別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庭審中,雷某某表示他本人沒有收取印小明給其的一萬美元,那么該項指控出現疑點,按“疑點利益歸于被告”原則,應認定雷某某拒收了印小明一萬美金。望合議庭結合全案證據,尤其是雷某某“廉政記錄”中拒收印小明美金的記載予以綜合認定。

      辯護人認為,按照常理,雷某某若收了該款,那么在2011年6月市財政局將土地出讓金經費預算3013.83萬元下撥給北碚區政府后,當時有權有勢的雷某某打個招呼很容易就可以支付給北碚大學科技園公司,而不會是該款現在仍在區政府的賬上。

      三、關于雷某某通過其妻聶玉榮收受范大禮10萬元人民幣的定性問題

      辯護人客觀地認為:公訴機關對該筆雷某某收受范大禮10萬元屬于刑法上的“疑罪”,其理由如下:

      (一)范大禮擔任北碚區中醫院副書記、副院長是嚴格按照干部任用程序選任的。雷某某作為北碚區的主要領導,按程序推薦符合任職資格的范大禮擔任領導職務并無不當,不能以此認定雷某某為范大禮謀取了利益。

      1、范大禮有擔任領導職務的能力和經驗。

      范大禮的簡歷顯示,其畢業于醫科大學醫學專業,曾任重慶市長壽縣人民醫院副院長,及長壽區衛生局副局長,之后被評為外科主任醫師,并任重慶市第九人民醫院骨科主任。根據范大禮的簡歷,其不但專業技術過硬,還曾有擔任多年領導干部的經驗。

      2、任用范大禮為北碚區中醫院副書記、副院長系嚴格按照干部任用程序進行。

      根據公訴人提交的關于范大禮任北碚區中醫院副書記、副院長的相關選拔、任用證據材料,范大禮任職前經過了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區委常委會研究、任前公示等程序。在市九院召開的民主推薦程序中,范大禮在八名候選人中排名第二,同意提拔范大禮的占81.6%。在2012年3月北碚區委常委會上,參會常委全票通過包括范大禮在內的共計91人的人事任免方案。從上述證據材料可知,提拔范大禮貫徹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是經民主推薦和區委集體研究決定的,雷某某并未在范大禮的職務升遷上為范大禮提供具體的幫助。且范大禮到任后,正是北碚區中醫院創建國家三甲醫院的關鍵時期,其為北碚區中醫院順利通過國家三甲中醫院評審作出了一定貢獻。

      (二)公訴機關對雷某某收受范大禮10萬元的人員和時間的定性是不準的,法庭不應采納其指控。

          公訴機關稱:……2012年8、9月份的一天,雷某某收受范大禮給予的人民幣10萬元”。辯護人認為,首先雷某某沒有直接收受范大禮10萬元,其妻聶玉榮曾收過范大禮10萬元。其指控雷某某收受范大禮10萬元錯誤。其次,2012年8、9月的一天太寬泛,是8月1日還是9月30日?在長達二個月61天的時間里來確定犯罪時間是法律不允許的,因法律規定的犯罪時間是準確無誤而不允許模糊到61天的。

      (三)范大禮的證言有疑點未排除。

      1.2013年1月26日偵察人員問范大禮“你今天給我們說的和之前你給我們說的有出入的地方以哪次為準”?證明范大禮之前有說明 這10萬元送禮和今天的庭審公訴機關的證據有不一致的地方,建議法院調取范大禮有出入的筆錄綜合審查,在疑點未排除前不應輕易采用范大禮的證詞。

      2、在今天的庭審中,范大禮公開面對莊嚴的法庭,面對法官、公訴人、律師和參加旁聽的各界知名人士,甚至是通過在座的媒體面向全國公眾和海內外媒體如實陳述該項指控的10萬元聶玉榮已原封不動的歸還給了其本人,并向法庭陳述了他的證言為何出現反復的原因。根據范大禮在庭審中的陳述,公訴機關提供的范大禮于2013年1月26日、2013年3月3日、2013年3月26日形成的三份《詢問筆錄》應予以排除,而范大禮今天在法庭上的證詞具有客觀真實性,應依法予以認定。

      (四)聶玉榮及雷某某的證詞出現反復,其前后陳述的真實性必須結合其他證據予以認定。

      聶玉榮在紀委調查和偵察機關偵查時時而稱范大禮所送10萬元由他本人已歸還給范大禮,時而又稱該筆款她沒有歸還,但審查起訴時聶玉榮更是否認該筆款自己收下并使用,而是將該筆款歸還給了范大禮。

      聶玉榮所稱的10萬元款項的用途與偵查機關實際獲取的證據也是前后矛盾的,不能形成證據的一致性。在今天的庭審中,聶玉榮站在莊嚴的法庭上,將該10萬元款項歸還給范大禮的真相和盤托出,且該作證得到了身負巨大壓力但堅持事實真相的范大禮的印證。法庭對此應本著實事求是的司法原則予以采信。

      雷某某在陳述中也有稱叫聶玉榮還款的陳述,也有默認收下的供述,其證據一致性也存疑點。

      辯護人認為:根據證據唯一性,排他性的特點,在上述證據形成矛盾和疑點的情況下,尤其是范大禮證詞及聶玉榮的證詞出現反復但在今天的庭審中趨于一致的情況下,優先采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形成的證據而排除封閉方式收集的證據是依法認定證據效力的唯一選擇。法庭應本著“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的司法原則,認定雷某某收受范大禮10萬元的指控不成立。

      審判長、審判員,因肖燁、趙紅霞等人拍攝不雅視頻色誘雷某某21位廳官所引發的敲詐勒索案、行賄案、受賄案吸引了海內外媒體和眾人的目光。盡管辯護人對肖燁、趙紅霞等人的下三濫行為深惡痛絕,對雷某某等人的行為給我們黨、政府、社會和自身及家人造成的損害深感痛心,但法律人的客觀、理智、良心和對法律的敬畏要求我們對這樁案中案做出公平、公開、公正的法律評價。辯護人認為:肖燁等人踩著法律紅線走的行為挑戰了我們的法律和社會底線,而完善我們陳舊的法律從而讓其“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才是本案帶給我們的法律價值之所在。該案發生后輿論及道德審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法律審判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最近多次強調:“要像防洪水猛獸一樣防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望法院頂住輿論壓力、堅持無罪推定,秉承良心審案、死守法律底線,把這起影響范圍廣、關注熱度高、法院壓力大的案件辦得經得起歷史、法律及良心的檢驗。

      謝謝!

                             

        辯護人: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

                                          魯磊 葉棟強

      O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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