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id="rf3v9"></i>

<noframes id="rf3v9"><address id="rf3v9"><th id="rf3v9"></th></address>
<noframes id="rf3v9">

<address id="rf3v9"></address>

    <noframes id="rf3v9">

      刑事辯護中心

      當前位置: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 > 刑事辯護中心 > 職務犯罪 > 律師辯護詞 > 

      世界五百強重慶“百事”高管受賄案

      時間:2018-05-28 16:25發布: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
        

      案情簡介

      2010年6月,震驚全國的重慶希爾頓股東涉黑案浮出水面。其后,希爾頓股東涉黑案引出世界五百強重慶某公司總經理叢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串通投標罪案。8月,叢某被重慶市公安局“希爾頓案”專案組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叢某近親屬隨即委托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周宏、李忠澤律師擔任其代理人及辯護人。

      2010年11月,叢某一案偵查終結。檢察機關采納了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僅以叢某涉嫌收受他人錢物720萬元,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向渝北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011年6月,叢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一案在渝北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法庭采納了辯護人的部分辯護意見,從輕判處叢某有期徒刑8年。據了解,本案是重慶市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件中,受賄金額最高的一例。以往的案例中,被告人受賄幾十萬元都被判刑7-10年,而本案行賄人曾某某因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也被判刑7年。

       

                          辯護意見

      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檢察院:

         根據我們初步了解的案情,辯護人向檢察院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起訴意見書》認定犯罪嫌疑人叢某受賄為720萬元的證據不充分。

      公安機關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叢某受賄金額的證據相互矛盾,無法形成證據鎖鏈。犯罪嫌疑人鈕某在2010年8月8日13時0分—16時55分的《訊問筆錄》中交代:“我在2009年年底到他們公司去拿錢和辦事的時候,曾某某告訴我他給了叢某400萬元錢的好處費?!?/span>

      而犯罪嫌疑人曾某某在2010年8月25日19時06分—21時10分的《訊問筆錄》中交代:“2008年年底,賄賂叢某50萬元,2009年的3月,賄賂叢某50萬元左右,2009年4月至11月期間,賄賂叢某6到7次,金額一般情況是50萬左右,時間上大致是每月一次,2009年的12月賄賂叢某80萬元,……”綜合曾某某的供述,截止2009年12月,其賄賂叢某的金額大約為530萬元。這顯然與鈕某的供述相互矛盾。

      我們認為,在叢某本人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互矛盾,無法相互印證的情況下,《起訴意見書》便認定叢某受賄金額達720萬元,遠未滿足證據確實充分的刑事訴訟證據原則。

       

      二)、犯罪嫌疑人叢某的行為屬于牽連犯,依法應擇一重罪處罰。

      公安機關認為犯罪嫌疑人叢某有兩個犯罪行為:一是受賄行為;二是串通投標的行為,并據此認定叢某涉嫌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串通投標罪。但我們認為,叢某所謂串通投標的行為,也即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中所規定的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陀^上,其兩個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系,即叢某的受賄行為是目的行為,而串通投標行為是方法行為,二者具有關聯性;主觀上,叢某給鈕某打招呼幫助曾某某的公司中標行為的主觀目的就是為非法收受他人好處。其并沒有以串通投標損害招標人和其他投標人合法權益的主觀犯意。相反,叢某在給鈕某打招呼時,一再強調“不違反百某公司原則的基礎上”價低者得,而曾某某的報價也確實比別人的價格低。另外叢某本身也未實施真正的串通投標的行為,鈕某如何操作叢某并不知情。因此,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分析,叢某的犯罪行為屬于牽連犯,依刑事司法原則,只能擇一重罪處罰。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條的規定:“依法組建的評標委員會、競爭性談判采購中談判小組、詢價采購中詢價小組的組成人員,在招標、政府采購等事項的評標或者采購活動中,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本褪钦f,招標活動的組成人員在招標過程中,為他人謀取利益,僅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處罰。而各地方法院也按此規定執行,例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審理商業賄賂犯罪案件適用法律指導意見(試行)》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投標人以行賄手段串通投標,投標人與招標人的行為又構成行賄罪、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或受賄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單位受賄罪等犯罪的,一般應擇一重罪處罰?!睋?,我們認為公安機關對叢某的定罪錯誤,沒有認定其屬于牽連犯,要依法擇一重罪處罰。

      檢察機關采納了辯護人的第二點辯護意見,僅以叢某涉嫌收受他人錢物720萬元,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向渝北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

      辯護人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以下意見。

      一)、《起訴書》指控叢某受賄720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1、叢某關于受賄金額的幾次供述中,420萬元較為可信。

      對于受賄事實,被告人叢某有過多次供述,但對于受賄經過進行完整、具體交代的,僅有2010年8月8日的《訊問筆錄》。在該筆錄中,被告人叢某對其每次具體實施受賄行為的時間、地點、受賄經過和受賄金額均進行了詳細供述。

      另外,叢某在2010年8月9日上午的《訊問筆錄》中,供述收受華某公司曾某某好處費420萬元;叢某在2010年9月14日檢察機關審查批捕時的《訊問筆錄》中,也客觀供述了受賄事實,金額為420萬元;據叢某介紹,大約在2010年8月25日,偵查機關進行全程錄音錄像提訊時,他如實供述的金額也是420萬元;在今天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過程中,叢某供述的受賄金額仍然是420萬元。

      而被告人叢某在偵查階段的其他兩次涉及受賄金額的供述,對于具體實施受賄行為的經過交代不清,且相互矛盾,不能作為定案依據。被告人叢某8月8日的《訊問筆錄》中對于實施犯罪行為的各個細節供述得最為詳盡,最為具體。但其后在8月14日及8月26日的二次口供筆錄,卻交代得模棱兩可,相互矛盾。這二次矛盾、模糊口供的形成,是由于該口供本來就不是被告人自己的真實意思,對于事實的描述不可能準確。而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訊問、和法庭審理中,叢某供述受賄金額為420萬元,與其8月8日在偵查機關的供述吻合。

      另外,從供述次數上看,被告人叢某關于受賄420萬元的供述達5次以上,而交代受賄720萬的供述僅有兩次,且相互矛盾;從口供形成的階段來看,被告人叢某關于受賄420萬元的供述,有在偵查階段向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交代的,也有向法院當庭陳述的,而受賄720萬的供述僅僅是向偵查機關作出的;從供述環境來看,向檢察機關和莊嚴的法庭供述,當然比向偵查機關(專案組)供述的特定環境更公開、透明、規范、自然。

      2、證人曾某某的證言前后矛盾。

      證人曾某某對于向被告人叢某行賄的幾次供述本身,以及供述內容相互之間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均不能作為證明被告人叢某受賄720萬元的定案依據。主要體現在:

      第一,曾某某在2010年8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對于向被告人叢某行賄事實的供述,與其他幾次供述均不一致。

      第二,證人曾某某在2010年8月27日的《訊問筆錄》交代的行賄事實本身存在諸多疑點。

      第三,2011年1月,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曾某某案。庭審中,曾某某辯解“僅送給叢某120萬元”[見上述判決書P20],這與本案中公訴機關舉示的曾某某證言,均相矛盾。

      可見,證人曾某某有關行賄金額的供述,前后有四種說法:680萬左右、700多萬元、700萬元左右、120萬元。這四種說法本身存在諸多矛盾,而且沒有一次證實行賄金額為720萬元。在庭審中,公訴人辯稱:“模糊的口供是由于本案行賄的時間長,次數多,這符合正常人的記憶規律。這些模糊的口供已經基本能夠印證受賄事實,不屬于不可排除的矛盾?!钡q護人認為,確定刑事案件的犯罪事實,不能僅以“基本”印證為證明標準,而必須堅持“確實而且充分”的證據標準。正因為本案存在行賄時間長,次數多等特殊情形,在認定本案案件事實時,更應特別慎重,更不能以模糊的,不確定的口供作為判斷標準。因此,鑒于證人曾某某交代的內容無法得出唯一性的結論,請合議庭應在認定本案事實的過程中,將存疑證言依法予以排除。

      3、被告人叢某的供述與證人曾某某的證言相互矛盾。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叢某受賄的金額為“720萬元”,這個數字僅來自于被告人叢某兩次相互矛盾的供述(叢某在8月14日和26日的《訊問筆錄》)。而證人曾某某幾次供述,其向被告人叢某行賄的總金額或為120萬元,或為680萬元,或為700萬元左右,或為700多萬元,這既屬于不確定的數字,也與《起訴書》指控的和叢某供述的金額不一致??梢?,證人曾某某的全部證言,均不能印證被告人叢某受賄720萬元的事實。

      《起訴書》所指控的受賄金額“720萬元”,除有被告人叢某自己的兩次矛盾供述外,沒有其他任何證據予以佐證。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辯護人認為,本案不能僅以被告人叢某自己的矛盾供述作為認定受賄金額的依據。并且,本案所謂曾某某的證言,實際上也是曾某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證人證言。僅僅用兩個被告人的供述拼湊起來,分別給人定罪也是違背上述規定的。

      4、《起訴書》指控的受賄金額不符合商業賄賂的基本規律。

      商業賄賂重要的特征是,行賄者以實際獲利為目的,給予受賄者一定比例的回扣(返點),且該回扣通常不高于其自身獲利。而公務賄賂中存在無明確請托事項和獲利目的的情形,這是二者最重要區別之一。上述市一中院判決書載明:立信大華會計師事務所重慶分所出具的《司法鑒定書》證實,2009年1月至2010年6月,華某公司和中某公司在代理百某公司物料業務的過程中,獲得利潤9338010.53元(實際廣告物料行業利潤遠低于此水平)。若按照證人曾某某所交代的行賄金額約為700多萬元,那么曾某某作為華某公司和中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竟然將其利潤的75%以上的利潤送給被告人叢某,這顯然不符合上述商業賄賂的基本規律,也違背商人的正常邏輯。

      公訴人在庭審中提出: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行賄人是否盈利,不作為判斷是否“牟取不正當利益”的標準。但是辯護人認為,本案中,曾某某不是在獲利前一次性向被告人叢某行賄,而是逐月逐次行賄。如果曾某某在經營百某公司的物料業務的過程中無利可圖,那么他必然終止行賄行為。如果曾某某的業務一直虧損,那他不可能在如此長的時間內為一項根本沒有利潤的項目繼續行賄。

      辯護人認為,在受賄案件中,受賄金額是定罪量刑的關鍵事實,決不能以不確定的數目作為定案依據。若多份證據所反映的金額不一致或具有不確定性,則應遵循“疑罪從無”及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僅以穩定的、相印證的金額作為定案依據。而本案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叢某受賄720萬,卻不能讓相關證據之間,以及證據與相關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因此,公訴人指控的受賄金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合議庭根據刑事證據的合法性、關聯性和排他性原則,依法排除矛盾重重的控方證據,作出客觀公正的案件事實認定。

      二)、被告人叢某具有諸多法定和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1、被告人叢某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悔罪,依法應當從輕處罰。

      2010年8月8日,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后,被告人叢某告別家中老母和年幼的孩子,決定趕回重慶把受賄問題交代清楚。當晚飛回重慶,一到在公安機關被告人叢某就立即、如實、詳盡的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實。辯護人認為,一方面,被告人叢某沒有回避責任,選擇主動回到重慶交代問題;另一方面,從公訴證據看,證人曾某某在2010年8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交代的犯罪事實為:因物料業務向被告人叢某行賄150萬元。而被告人叢某在8月8日晚就交代了,因物料業務接受曾某某好處費420萬元。應該說,8月8日晚,被告人叢某如實交代的犯罪事實,是偵查機關尚未掌握的事實。其到案后的認罪、悔罪態度和積極配合偵查機關查清案情的表現,使得本案的偵查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節省了大量司法資源。因此,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如實交代犯罪事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應當從輕處罰:(1)辦案機關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實,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種犯罪事實的;(2)如實交代對于定案證據的收集有重要作用的?!焙献h庭應當依法對被告人叢某予以從輕處罰。

       

      2、叢某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較輕,客觀上亦沒有損害公司利益。

      被告人叢某在為華某公司承接物料業務提供幫助的過程中,雖向鈕某打過招呼,但一再強調“在禮品采購競標業務上在不違背百事原則的基礎上照顧一下曾總?!保ū桓嫒藚材?月8日的《訊問筆錄》P6),“中標要求是價格必須要比以前要低”(被告人叢某8月26日的《訊問筆錄》P3)。叢某的這種行為和那些故意抬高交易價格,從中賺取高額回扣是有本質區別的,這種區別在本案的量刑上應該有所體現。

      事實上,重慶百某公司2009年印刷品、太陽傘物料制作的供應商選擇是通過“三家比價”的方式進行,最終中某、華某二公司的制作價格也低于2009年以前的合同價格。2011年4月1日,偵查機關到重慶百某公司收集的《情況說明》也印證了這一重要事實。

      3、被告人叢某積極主動退贓,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叢某在2010年8月14日和8月26日的《訊問筆錄》中,都明確表示“愿意積極退贓,爭取政府的寬大處理”。2010年8月17日,叢某就將其工資卡上的合法存款84.09萬元全部取出,將現金交給公安機關退贓(參見2010年8月17日《扣押物品,文件(資料)清單》)。

      2011年6月,被告人叢某向貴院提交《退贓報告》,表示愿以其價值423萬元的合法房產變賣用于退贓。被告人叢某的妻子也向貴院提交《說明》,愿意將上述共有房產變賣用于配合退贓。

      4、叢某系初犯,平時表現良好,為社會做出一定貢獻,可以從輕處罰。

      被告人叢某平時工作努力勤奮,兢兢業業,從一名普通銷售人員成長為“世界五百強”公司總經理,成為百某(中國)公司唯一一位完全從本企業培養成長起來的華人高管。叢某曾榮獲百某公司“全球總裁榮譽指環獎”,2005年至2007年連續三年受到重慶市人民政府高新區管委會的表彰和獎勵,并授予其“優秀企業家”稱號,成為公司員工和企業家的榜樣。

      綜上,《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叢某的部分犯罪事實和部分受賄金額不能成立。鑒于被告人叢某曾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企業家,為重慶社會經濟發展作出過一定貢獻,并且在本案中,其主觀惡性較小,認罪悔罪態度好,社會危害性不大,并且積極退還贓款,具有諸多法定和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請依法從輕處罰。

       

                                     辯護人:周宏 李忠澤

                                     2011年6月14日

      X 關閉
      投资项目